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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除开了面对新冠肺炎,还需要面对什么?
2020-05-04  |  地球知识局 原创 收藏(8)  | 

在印度忍受新冠肺炎的艰难时期,该国社交媒体传播速度最快的不是疫情防控的相关消息,而是各种各样的谣言——虚假统计数据,没用的治疗措施,病毒起源阴谋论等等。

可能是唯一的疫情消息来源

但可不可信就不清楚了

(拉贾斯坦邦,印度-4/14)

(图片@Sumit Saraswat/shutterstock▼

面对这种现象,印度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逮捕行为:据统计已经有近百人因传播不实消息被捕;另一方面大幅强化了言论管控。

疫情中的混乱往往比疫情本身更加可怕,这句真理在今天的印度已经不幸悄然成真了。

让你说你才能说

在新冠肺炎这场大型社会公众危机中,为了保证特殊时期社会舆论稳定,印度加强了对媒体言论的管控。

总理莫迪最近与纸媒负责人会面,劝告他们不要发表有关流行病的“消极”故事;各邦也相继行动起来,如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发出通知,除非获得国家信息部门的“事先许可”,否则任何媒体团体不得通过报纸、网站或社交媒体发布有关新冠病毒的任何消息,未经批准就发布疫情相关消息的,将面临最高六个月的监禁或1000卢比(约合92元)的罚款,或两者兼具。

媒体被束缚成没有灵魂的大喇叭

不说就等于没有?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coronavirus-maharashtra-cracks-whip-on-fake-news-hate-speech-218-cases-registered-during-lockdown-1667713-2020-04-16)▼

然而光管住媒体的嘴可能还不够,毕竟自由的网民才是纷繁消息的最大来源。疫情期间,印度网络流言满天飞,比较夸张的如牛粪涂脸、牛尿入肚等抗病毒方法。而让这些并不靠谱的方法增加了可信度的,便是政客和公众人物的转发和肯定。

这位领导已经被抓了

(图片来自@RealReport/wikipedia)▼

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疫情的控制,因此印度也在采取措施加强网络的流言管控,如在WhatsApp、Facebook等平台设置官方监察账号,对疑似散布谣言的网民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我们正在看着你”。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北方邦的一名新闻记者被红灯警告。

记者维杰·维内特(Vijay Vineet)在疫情期间写了一篇关于穆萨哈尔社区发展权利被严重剥夺的文章,指出该社区因发展计划存在问题而难以富裕起来,导致人民只能吃草,并配上了儿童门在吃草的图。文章发表后,他立即受到地区行政部发出的警告,称他的文章在敏感时期散布恐慌。

当地官员却回应这是一种有营养的豆类

甚至把自己儿子拉出来试吃

但不管是真是假,穷人的日子一定是很艰难的

(图片来自@Vijay Vineet/twitter)▼

报道▼

除了对言论的审查管控越来越严格之外,印度还加强了对民众的逮捕、警告工作。

在奥里萨邦,一名男子因在Facebook上发布假消息被捕,消息主要内容是“一名受感染者是从非州抵达印度的”,而这名传播者的消息来源是相当于微信的WhatsApp;在加尔各答,一名肿瘤学家因发布医生使用雨衣作为防护工具的帖子而被审讯16个小时,最后也没搞清楚医生是不是真的弹尽粮绝了;在米佐拉姆邦,至少有15人因传播伪造通告而被捕,通告的内容是“警告还在外面的本地人立即回家”,这不是印度封国令的内容吗?

要管的实在太多了

(图片来自@Talukdar David / Shutterstock.com)▼

如此混乱的逮捕和审讯,最终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其中一些消息显然是胡说八道,但传播者本身可能就并不清楚消息的真实性,或者难以区分“新闻”,“观点”,“杜撰内容”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全部统一定罪未免难堵悠悠之口。

其实在面临严重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这种加强言论管控的做法在印度并非首次,其久远历史要追溯到1897年印度鼠疫流行之时。

还是那个老味道

1896年10月,鼠疫突袭印度孟买,到1897年8月时,孟买已经有1.32%的人口(超过10000人)死于鼠疫,然而感染者的人数还远多于此。

为了应对疫情,孟买发布命令,准备将感染者呆过的房屋进行消毒和人员疏散。该命令引起了大规模恐慌,孟买人民开始大量外逃,接着将鼠疫菌带到了印度各地。

执法人员把感染者带去隔离,并在屋外画上标记

(图片来自@惠康收藏/wikipedia)▼

1897年2月,鼠疫在印度全面爆发之后,印度通过了旨在遏制疾病传播的《流行病法》,殖民政府借此法案获得了巨大的权力。

法案规定,只要中央或州政府认为印度的各邦或地区受到流行病暴发的威胁 ,且认为地区性的现行法律不足以达到遏制爆发的目的,那么中央或州政府可以在公众了解的情况下,采取任何措施或授权任何人采取这种措施来遏制疾病传播,并可以确定采取何种方式以及应当由谁来支出措施费用。

1897年《流行病法》▼

另外,法案还提供了对法案执行人员、官员的保护,指出任何人不得对尽职的执法人员提起法律诉讼。

在这种规定下,常能看到旅客从火车站被带出去检查,接着被怀疑感染鼠疫的人会被强制拘留、隔离或送入医院;如果某人从鼠疫传播地区的地区前往别处,则必须时刻汇报行踪、接受专员看管。

医生在卡拉奇的鼠疫暴发期间向一名患者注射药物

殖民地政府的公共卫生实力还是可以的

(图片来自@惠康收藏/wikipedia)▼

但当时的印度人并不信任政府和医院,用当时一位州长的说法,就是许多当地人“宁愿死于瘟疫,也不愿将自己隔离或转移”。

英属印度时期,印度人没有选择的机会

现在大部分的人仍然没有,

在瘟疫大流行时遵循正确的防疫安排是必须的

(鼠疫期间的隔离营 图片来自@惠康收藏/wikipedia)▼

这样一来,政府为了控制鼠疫传播便派人挨家挨户查看,寻找鼠疫患者,并将他们送入医院。而居民为了把家人留下,竟会把他们藏到被褥和成捆的衣服下以及大木箱中,这样政府也难免使用强硬措施带人走,最终落下了“不尊重妇女隐私”、“居民权利感觉被冒犯”的话头。

1897年鼠疫时期的搜寻令

(图片来自Wikipedia)▼

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出现了首个疫情期间因言论遭到迫害的著名受害者——印度国大党早期领袖之一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

他在一家名叫Kesari的报纸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描述了疫情的严重性,顺带讽刺了当局在疫情中的一些不恰当做法,如在以前“没有男人敢拿正眼看另一个人的妻子”,而如今“在铁路车厢中,竟然有机会与妇女牵着手”(指的是强制带妇女去做鼠疫检测)。

疫情时期,在隔离营中很难去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

男女有别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明显

(图片来自@惠康收藏/wikipedia)▼

文章发表一周后,恰好一位负责疫情管控的高官被杀,提拉克的文章便被认为间接刺激了凶手行凶。于是政府迅速对提拉克采取抓捕行动,于7月27日以“煽动叛乱”将其逮捕。

因疫情而特殊?

在提拉克案件庭审时,大法官表示,用文章强烈谴责政府镇压瘟疫的行为属于煽动叛乱,因为这种文章会让读者们憎恶政府,“在和平、繁荣和令人满意的时期”,发表这种言论可以忽略,但在“激烈的动荡之时”则不能被忽视。

不过在此次事件之前,这种“煽动行为”并不算是违法。

1837年时,托马斯·麦考利提出在《印度刑法》草案中引入124A条,最终在1860年年代,该条例正式进入刑法,以应对“1863年至1870年间瓦哈比教派活动的增加,因为这些活动可能对殖民地政府构成挑战”。根据当时的条例内容,只有当公开发表的内容对社会引起不良影响、造成反政府行动爆发时才算犯罪。

1870年,引入了121A和124A节

是为了压制激进的民族独立者▼

于是提拉克案正式促成了第124A条的“煽动叛乱”行为范围的扩大,条例内容变为“任何人以口头或书面文字、标志、意象以及其他方式企图引起仇恨或蔑视,或试图激起(人民)对政府所建立的政权的不满,将可以被依法处以终身监禁、罚款、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也就是说无论发表的内容是否造成影响,都可以被执法者以煽动叛乱罪逮捕。

莫迪背后的画像正是提拉克

他在发表文章时

无法根据当时现有的刑法条例给他定罪

于是就修改了一下,把他监禁了18个月

(图片来自@印度政府总理府)▼

这种改动让滥用这项法律的门槛变得更低,并且在此后的几十年专门用来对付对殖民政府不友好的人士,也让圣雄甘地、巴尔·提拉克等数十名印度爱国者遭受牢狱之灾。直到1962年,印度最高法院终于才重新定义了煽动叛乱,规定只有当某人企图用各种暴力手段颠覆政权时才算犯罪,这也与今日人们的理解相似。

国父的独立运动成功了

煽动罪才有重新被定义的机会

(图片来自@d_odin / Shutterstock.com)▼

然而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印度政府似乎又多次无视这种限制。

如2001年时,漫画家Aseem Trivedi因读者投诉他的漫画讽刺宪法、国徽而被捕、2014年3月,北方邦的60名学生被指控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板球比赛中为巴基斯坦加油,接着以煽动叛乱罪被捕……

在因“反腐败漫画”活动刑满释放后

又发起了反对互联网审查的运动,以争取互联网自由▼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仅在2014年,就有九个邦共报告了47起煽动叛乱的案件,58人被捕,而许多案件中的主角言论在外界看来,并未涉及暴力或煽动暴力。

这么一看,在今年的疫情危机中印度政府对言论过度敏感也就可以理解了:据法新社的统计,印度有近100人因涉嫌疫情期间的不当言论被捕,包括医生、反对派活动家和以及学生。

左翼组织的抗议集会,对政府在疫情期间的措施不满

但这很有可能要被抓起来

(印度西孟加拉邦伯德旺- 4/21)

(图片来自@Sanjoy Karmakar / Shutterstock.com)▼

诚然,在特殊时期,假新闻和谣言对公共管理和社会秩序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适当的教育方式告知人们他们在社交网络看到的消息并不全是事实、引导人们理性言论,而非把说话的人都抓起来。

参考资料: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pandemic-censorship-india-dangerous-200417100738798.html

https://thewire.in/history/colonialism-epidemic-diseases-act

https://theprint.in/opinion/plague-1896-sedition-covid-19-mustnt-set-laws-outlive-crisis/38655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4/17/fake-news-real-arrests/

https://thelogicalindian.com/opinion/section-124a-sedition/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Criticism-is-not-sedition-SC-quotes-1962-ruling/article14625056.ece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来自:Sanjoy Karmakar / Shutterstock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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